【青年论坛】乔雨书 乔世华 | 有待注意的几个影响因素 ——《当代小说创作影响力报告（1949.10—2017.10)》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一辑）

（本文作者之一：乔世华）

       陈思广教授《当代小说创作影响力报告（1949.10—2017.10)》（见《阿来研究》第9辑，以下简称《影响力报告》）对当代小说以及四川、西藏小说创作影响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估，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其意义与价值无需笔者在此饶舌。笔者想指出的是，作者在进行表模构建时，对创作度、传播度、美誉度和附加项等的定量依据和量化指标的考察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以及项目、分值的确定似乎还存在考虑不尽妥当的地方，这可能会影响评估的客观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其一，是作品影响时长这一因素。如果《影响力报告》只是年度报告，则其对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截止到2017年10月众多当代小说影响力是具有一定效力的，否则，就难免会让人感觉存在着不那么“公平”的地方。因为该报告所考察的作品是在不同时期创作、发表和传播的，换言之，这些作品都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这就类似让不同重量级的拳击手进行较量，却要接受同一标准的裁判那样有失公允了。众所周知，包括小说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其影响力通常并不能立刻显现出来或得到认可，而是需要有足够时间来展开。卡夫卡、劳伦斯、乔伊斯、贝克特等西方作家生前都寂寂无名或作品屡遭非议，但后来渐渐获得世人认同并在文学史上拥有席位，这便是很好的例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小说创作可谓夥矣，把一部1950年创作发行的小说和一部2010年创作发行的小说放在一起比较，它们的传播时间、影响时长不一，这就会直接影响对作品创作度、传播度、美誉度等的客观评定。毕竟，有的作品传播力、影响力可能刚好达到峰值，而有的作品传播力、影响力可能还未及真正展开，还有待人们去进一步认识和发现。通常，早问世的作品受到关注的时间更长，有更多得到传播和评价的机会，后问世的作品在这一方面就难免“吃亏”。《影响力报告》中所开列的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影响力排名为A类的12部作品以及全国中篇小说创作影响力排名为A类的7部作品，之所以都诞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应该就与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展开时长足够有关系。若是将不同时代的作品“等量齐观”，就很难给出可靠的数据以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在笔者看来，“影响时长”应该是在“传播度”“美誉度”或者“附加项”外的一个有待衡量的重要因素。

      其二，《影响力报告》将“传播度”的下一级指标“作品改编”具体分为“视觉性改编”和“听觉性改编”两种，相关赋分标准是：被改编为电视剧或电影10分，话剧5分，戏剧3分；被广播电台广播5分。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赋分标准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当下是读图时代，印刷品和电子产品相比、文字与影像相比，总是前者更容易败北，所以视觉上的艺术征服比听觉上的艺术征服似乎更具有优势，也更有影响力。但要注意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中国大陆，广播电台的影响力是绝不亚于后来的电视台的。那时电视机还未普及，进电影院看电影也都是比较奢侈的享受，可谓广播电台极为辉煌的岁月，中国人了解各类资讯都要通过广播电台这一重要媒介（20世纪70年代末刘兰芳评书的火爆收听现象即是明证）广大民众的日常文学生活也多得益于此，《红岩》《苦菜花》《青春之歌》《乔厂长上任记》《人生》《平凡的世界》《明姑娘》等小说能走进千家万户，也与小说连播、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等诸种广播艺术形式大有关系。

     因此在赋分上，如果能充分考虑广播、电视剧、电影、话剧和戏剧在不同年代所扮演的角色、所居处的地位问题，考虑到上述不同艺术媒介或形式在不同年代里在传播力、影响力上的起落消长的情形，将小说视觉性改编和听觉性改编放置回具体语境中来考察，由此在赋分方面采取更为灵活机动的分时段计量的方式，也许能更准确地体现作品的影响力。需要特意说明的是，对作为后起之秀并令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都相形见绌的新媒体，《影响力报告》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多少让人感到是有缺失的；当然，新媒体对影响力的作用确实不容易考量。

     其三，文学教育的因素不容忽视。《影响力报告》将“美誉度”的下一级指标分为“评论文章发表”和“文学史入选”两类情形，对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全国性文学史和地方性文学史等诸种因素均有程度不同的考虑。实际上，这些都属于文学教育的范畴。而且文学教育所包括的内容可能比所列更多，如作家作品被各种级别的语文教材收录，或者为面向专业学生编选的各种作品选所收录，甚至包括在文学课堂上为教师所津津乐道，这都会对作品的传播度和美誉度产生很大影响。即使上述文学史、文学课堂或者各个级别的语文教材不属于什么“规划”，但是其影响力未必会因此削弱。须知，文学教育本身是存在着一定的惯性、惰性和方向性的，其对广大接受者心理、认知、思维的作用虽然缓慢，但可能更持久而强劲，最终结果是，在语文教材、作品选以及教师的课堂讲授中，那些常被提到和讲说的作家作品往往格外受到关注，并最终可能成为接受者的毕业论文或进一步研究的选题。仍然以《影响力报告》中的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影响力排名为A类的12部作品以及全国中篇小说创作影响力排名为A类的7部作品来看，这些作品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也恰好是直到今天文学教育都至为关注的。因此，这类与传播、声誉、文学教育相关的因素究竟应该怎样拿捏才更全面，究竟该怎样恰当赋值，值得研究者好好思量。

      其四，《影响力报告》在对“创作度”的考量中，将作品刊发分为“原发”与“转载”两项，“原发”下又有“国家级重要刊物”和“一般省级刊物”之分，“转载”下又有被作为重要衡量指标的几个文摘类刊物，如《年度小说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不同类别转载有不同赋分标准。如是细致区分，对于近些年发表的作品还是很具有效力的，但是再稍往前推，于那些在《年度小说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还未问世的年代诞生的作品，恐怕就很不合适了。《新华文摘》1979年创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都是1980年创刊的，《年度小说选》更是晚些时间才出现的，新时期以前的小说作品与上述文摘类刊物无缘，对这些作品的创作度，仅仅以其是否原发于“国家级重要刊物”或“一般省级刊物”判断，这同样显得不够公正。再者，文学史上从来不缺少各种“特例”。比如，按照今天的评定标准来衡量，发表过小说《伤痕》的《文汇报》该算是“一般省级刊物”了，但是《文汇报》当时的发行量最高达到了170万份，其影响所及难道会逊色于某些发行量远低于这个数字的“国家级重要刊物”吗？还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雨后春算般出现的一些民间刊物如《今天》等，在今天已悄然无声了，但其威名一度让不少所谓“权威”的文学刊物也黯然失色的，当时一些文学爱好者曾以自己的作品能在此类刊物上发表为荣。

      再推而广之，“美誉度”中评论文章发表的刊物级别分为“国家权威”“人大复印转载”“CSSCI来源期（集）刊”“核心”“普刊”“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评论集数”和“研究专著”九项，其有效性也仅止于近些年的作品美誉评判，对更早问世的作品就不具有效力了。《影响力报告》在构建模型时，多少参照了今天评职称、评奖等的一些指标，但却没有注意到职称或奖项评定中不同于文学评价的因素，这也不免让人觉得遗憾。有的时候，权威读者的评价可能会比“国家级重要刊物”更有威力，如茅盾对原发表于《延河》这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杂志上的茹志鹃小说《百合花》的重视与推介；再如毛泽东对王蒙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高度重视，曾在不同场合的多次提及，包括两次规格非常高的国家级会议。上述权威读者的谈话或者有关评价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所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进而我们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在《影响力报告》中，小说影响力的表现更多建基于各种专业文学读者的评价，似乎将大众读者排斥在外了，而大众读者应该是一个更能凸显小说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当然，大众读者的评价声音往往被湮没和覆盖，不容易用量化指标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小说印数、发行量、借阅次数等各种因素；在现有条件下，要对这些相关数据和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赋以相应分值，这更是一个浩大繁琐的计量工程了，可能需要研究者投入更多的智慧。

      对当代小说创作影响力进行评估是非常有必要的、有意义的事情，在为此建立起一个较为科学、权威而公正的模型的过程中，研究者也注定会遭遇重重困难，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也许正是这样的艰难和考验，激发了研究者挑战这一学术难题的勇气。而对各种有价值的不同意见或建议的有效而合理的吸纳，一定会让这个模型更趋完善，也会让得出的结果更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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